第一财经：“素人”作家们来到上海：文学能拯救普通人的生活吗

来源：第一财经 2025年12月5日

标题：“素人”作家们来到上海：文学能拯救普通人的生活吗

记者：彭晓玲

“素人写作”和传统作家的写作有什么不同？素人写作可能会怎样影响未来中国文学的发展？针对近年来出现的素人写作新现象，11月29日，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与第一财经联合主办“以写作拯救生活：当代中国的‘素人写作’”工作坊。陈年喜、范雨素、胡安焉、陈慧、张赛、李文丽、邬霞国内7位代表性的素人作家现场分享了他们的写作经历，学者们则从研究的角度谈了对素人写作现象的思考和观察。

工作坊现场

今年是纪录电影《我的诗篇》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荣获金爵奖最佳纪录片十周年。这是国内第一部从诗歌角度切入工人题材的纪录电影，当时的巷道爆破工陈年喜、外资企业制衣厂女工邬霞，都是电影的主角。第一财经在专访《我的诗篇》导演时注意到打工诗人这个群体，此后，陆续报道了陈年喜、范雨素、王计兵、胡安焉、陈慧、邬霞、阿包、秦秀英等众多素人作家的创作。

“第一财经为什么会关注文学，关注素人写作？”作为国内最大的财经媒体的总编辑，杨宇东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。他读过陈年喜的诗集《炸裂志》，看了陈年喜在“十三邀”节目中讲述的矿山经历后很是感慨。杨宇东说，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，中国经济社会快速进步，但还有很多人在非常辛苦地，甚至用健康和生命换取幸福生活。杨宇东把这些普通人比作大河底部粗粝的泥沙、石头，他们无声，没被看到，但在影响着河流的走向。他说，未来第一财经还要更加关注更广大普通人的命运，“这才是中国社会的基石，改革开放最终的目的，是基层人民的福祉”。

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董丽敏在工作坊的开幕式上致辞时，谈了自己对素人写作的理解。董丽敏认为，素人写作现象的出现，和改革开放40多年来社会的急剧变化密切相关，一批来自平凡岗位的写作者脱颖而出。素人写作首先是素心之作，是直面生活、直面内心的一种写作。素人写作也可以理解为回到文学本源的写作——文学作品的起源，其实是跟劳动和日常生活中的感受联系在一起的。“但是，长久以来，文学创作领域变成了高端文化生产，从这个角度说，素人写作的革命性意义在于，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文化被精英知识分子垄断的状况，打破了某些大家已经习以为常的刻板的创作壁垒，让文学艺术回归到更广阔的生活现场，回归到更广大的劳动者手中。”

工作坊上，学者们也从研究者角度，谈了他们对素人写作现象的思考和观察。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卢燕娟说，她有一个很坚定的文学观念是：文学的审美标准、评价一定要是活的，一定要在一个时代中被广泛阅读，能够进入时代最普遍的情感经验，否则哪怕形式和技巧完成度再高，这样的文学都不是时代的文学。

卢燕娟以“外卖诗人”王计兵的诗歌《春天的车轮》为例，说她读那首诗的时候，正好父亲病重：“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的作品，都没有让我落过泪，但是我读他写的父亲，‘如果，真的有另一个人间/三岁的父亲/也许正领着一岁的母亲/蹒跚在稚气满满的路上/也许正掐下一朵鹅黄/别在母亲斜偏的衣襟’，真的就是在路上哭了。”卢燕娟说，这种能够进入普通人人生经验的表达，是未来文学真正会生长出来的地方。

“以写作拯救生活”工作坊是2025年度上海师范大学文学周的活动之一，本次文学周的主题是“新时代都市文学与‘新大众文艺’”。上海师范大学是1949年后最早成立的地方性师范院校，经过几十年发展，中文学科学术成果斐然。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王宏超说，素人写作是“新大众文艺”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希望以工作坊为契机，联合各方资源走向文学现场，参与到与社会的对话中，让上师大中文系在未来成为素人写作研究领域的引领者。

最了不起的文学，都未必比生活本身更荒诞、更有力量和张力

写死亡不是为了卖惨，而是因为看到了这样的现实；写作让一些读者对快递员更宽容和体谅了，每次收到快递都会说声“谢谢”；文学没有带来前途和爱情，没有产生经济效益，但成为唯一的精神支柱……11月29日，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与第一财经联合主办的“以写作拯救生活：当代中国的‘素人写作’”工作坊上，国内7位具代表性的素人作家谈了他们对写作与生活关系的理解。

陈年喜：写死亡不是为了卖惨博眼球

作家陈年喜现场讲述了在矿山上打工时的一次经历。在他16年的矿山爆破工工作中，每个矿洞周围一定有一个矿老板精心供奉的神龛，大矿洞有大神龛，小矿洞有小神龛，神龛上供奉着土地公、财神等民间神仙，每月初一和十五，老板必定会给爆破工些钱，叫陈年喜他们去买香烛回来上香，替他拜神，求神保佑发财、平安。

陈年喜说，每次他都会悄悄篡改内容，求神保佑矿工们发财、平安。“十几年当中，每个矿洞我都是这样做的。后来我回头看，觉得这是一件荒诞、无奈，甚至充满血泪的事情，但也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件事情。最了不起的文学都没有比这更荒诞、更有力量、更有张力，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文学。”

陈年喜说，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，文学高于生活，但他在打工生涯中看到世间百态后认为，比起生活的沉重、丰富、复杂性，文学的表达远远不够。生活就像扑克牌，永远有A、B两面，大部分人看到的是光鲜的那面，聚光灯照耀的那面，看不到另一面。中国40年狂飙式的发展，是建立在细小的物质之上的，从高科技到民用产品，都建立在工业原材料的发展上。“金银铜铁从哪儿来？就是我们这样庞大的群体进行劳动，用我们的血汗，甚至我们的生命换取的，这就是生活的B面，这一方面或许比宏大叙事更重要。”

陈年喜说，有人把他看作“苦难文学”的代表，因为不管他的诗集《炸裂志》、散文集《微尘》，还是非虚构故事集《活着就是冲天一吼》，每本书里都有无数死亡。“有人认为我靠卖惨来博取眼球，恰恰不是这样的，我个人的人生，我个人的历练当中，我看到了这样的现实，看见了这样的生活。文学就是要去呈现这一部分。”

陈年喜在很多诗歌和文章里反复写过芦花，那是家乡峡河边再普通不过的植物。芦花花期非常漫长，从每年深秋持续到第二年春天结束，“它有韧性，有美好，有沉重，有身不由己，又无比坚定，就是这个世界和所有生命最好的象征”。陈年喜说，他也愿意在沉重的生活面前表达亮色，表达生命的光亮。“文学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东西，文学和生活是一种平行的关系。它也不高于生活，也不低于文学，和生活彼此观照、彼此相连、彼此看见、彼此成就。”

范雨素：文学书籍使人可以“时空平移”

2017年4月，微信公众号“正午”上发了一篇育儿嫂范雨素写的《我是范雨素》，文章的开头极具冲击力：“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，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。”这篇文章在互联网上的总阅读量有一亿，可以说标志着素人写作正式走向公众。后来，范雨素出版了自传体小说《久别重逢》，如今，她在北京一边做家政，一边看书、写作。

范雨素说，这几年她最喜欢的一本书是美国华裔科幻作家特德·姜的中篇小说集《你一生的故事》，它是电影《降临》的原著小说。在故事里，主人公，一位语言学家，通过破译外星人的语言，知道了自己一生的故事，尽管命途多舛，但她依然走向既定的命运轨迹。范雨素认为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都留存在了地球上，命运没有好与坏，只有生命之力的强与弱。文学书籍使人可以“时空平移”，“一本书就是宇宙的一架飞碟”。当我们和文学为伴时，生命也可以如电影《瞬息全宇宙》一样，在多重的宇宙中选择自己的生活，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当生命中的超级英雄。

就范雨素的人生而言，文字也是她生命开拓疆土的工具。她说，如果小时候没看过很多小说，就不会十多岁出门打工，不会在北京皮村文学小组遇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慧瑜，也不会认识媒体“界面”的编辑，从而发表她的文章《我是范雨素》，“今天也不会坐到这里”。

胡安焉：读者说，对快递员更宽容和体谅了

胡安焉的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是一本现象级的非虚构写作，讲他20年里换19份工作的经历，2023年出版后，版权先后输出至英国、美国、荷兰、德国、法国、意大利、俄罗斯、日本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。

胡安焉说，他第一次知道素人写作、素人作家这个说法，是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出版后几天，接受媒体采访时听说的。他一度不认可自己是“素人作家”，当时他的理解是，素人指新手或者非专业的意思。他的写作始于2009年，距离2023年出版第一本书已有14年，也发表过一些作品，所以他认为自己算不上“素人”作者。那时，还有人说胡安焉是“网红作者”，“我觉得这些称谓或标签都是对人刻板和片面的概括，素人作者和非素人作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”。

胡安焉比较接受的一种说法是，素人写作是那些职业与写作完全无关的人，写下自己的经历、感受和想法。这和他的文学观契合。胡安焉的文学观是：文学不提供现成的答案，不是为了传播某些思想观点或价值，而是触动读者对自身经验的重新发现和认识。

很多读者告诉他，看了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之后，对快递员更宽容和体谅了，每次收到快递都会说声“谢谢”。“因为之前他们不了解快递员的工作方式，比如快递员为什么总不接电话？当自己提出个性化要求时，快递员为什么总是拒绝？凡此种种，都缘于不了解对方的情况，只能揣测对方是素质低下或者冷漠等原因，而无法进行有效的换位思考。”

胡安焉说，他写下自己做快递员的真实经历和感受后，很多读者意识到，快递员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“共情、同理心都是建立在人和人之间，你很难对一个抽象的概念共情。我想，在一个总体上良善的社会里，只有当不同处境、不同遭遇的人和群体能188比分直播地了解彼此的情况和想法，良善才有可能产生作用，和谐才有可能最终实现，宽容、体谅、关心和爱的前提，是互相理解。”

陈慧：文学只是“猪油”“葱”“香菜”

作家陈慧上午在余姚梁弄镇摆摊卖小百货，下午在家休息、看书、写作，生活很规律。不过，她对工作坊的题目“以写作拯救生活”有不一样的看法。

陈慧认为，生活是生活，写作是写作，它们是互相承托的，普通人如果没办法生活好，写作拯救不了生活，“文学是普通人生活的调味品，不是说没有文学就生活不下去，我们吃白粥可以生活，但是放点蜂蜜、猪油、盐、葱，粥就更好吃，文学只是‘猪油’‘葱’‘香菜’，在我这里，生活放在第一位”。

尽管已经出了5本书，但陈慧不认为自己是作家。她说，自己的写作始于偶然，一开始只是为了纾解结婚后内心的苦闷，她喜欢写作，但与写作又始终刻意保持某种距离，写东西几乎不修改，否则就变成“工作”，挤占自己的生活了。

“我始终认为写作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，是跟自己相处的一种方式。我从来没有主动投过稿，可以理解为我懦弱，不向一个更高的顶峰去攀登，但是也可以理解为我是自洽的，不需要外界认可，我自己这样做就很好了。”

对于现在素人写作受到越来越多关注，陈慧觉得有点惶恐。“我本身是一个职高生，没有经过系统的写作训练。一旦走上这条路，公众对我们的期待就很高——你已经成为一个作家了，你必须写出更好的作品来。但是，人往上走，不可能就不往下走，我们不是完人。”

陈慧说，如果大家真正要珍惜素人作家，就应该理解作家们的背景、立场和本身的素养。“我会认真用自己的一些故事或是力量去感染188比分直播的普通人来热爱生活，但是我从来不鼓励你们都向陈慧学习，都来写作。我一直认为，写作并不高于别的爱好，就是说打牌也好，国画也好，养花也好，瑜伽也好，还有音乐、街舞，所有一切能让自己愉悦的，都是高级的，并不存在写作比任何别的东西高级。”

张赛：诗歌这种文体契合工厂环境

张赛在工厂断断续续打工差不多22年，今年刚出版第一本非虚构作品《在工厂梦不到工厂：如此工作二十年》。

张赛做过工人、保安、快递员、外卖员，在工厂的时候写了大量诗。他说，诗歌这个文体和工厂的环境非常契合。

张赛曾在一家鞋厂工作，早上7点上班，因为亲戚是流水线上的“线长”，他可以比别的工人早两个小时下班，在午夜12点离开。“工厂工作时间长，获得不了意义感和价值感，劳动压力大，各种压榨，人就非常需要一个短平快的东西释放情绪。”有的人选择唱歌、溜冰、打网游，他选择写诗，“我写诗其实写来写去都是一句话，我好烦，我想回家”。

张赛还分享了他对已故打工诗人许立志的诗歌《远航》的理解。“我想在凌晨五点的流水线上睡去/我想合上双眼，不再熬夜和加班/此行的终点是大海，我是一条船”。张赛说，一开始，他觉得这首只有三句话的诗平平无奇，直到有一天上夜班的时候，在手机上又读到，“才发现这是一首伟大的诗”。

“上过夜班的人就知道，犯困是有规律的。晚上8点到12点一般不困，过了零点就开始犯困，到了早上四五点反而又完全没困意了，完全是清醒的。但是《远航》这首诗说的全是反话——凌晨5点我想睡觉，他为什么这样写？因为我们上夜班困，是被动的，没办法，凌晨5点不困了，反而可以主动了，就想闭上眼。‘此行的终点是大海’，在车间里怎么可能看到大海？只有闭上眼，你才能‘看’到大海。在这首诗里，我感受到了一种主动的精神，因为我的工作经历，会觉得这是一首伟大的诗。”

李文丽：写作让我有了自己的名字

57岁的李文丽也是今年刚出第一部非虚构作品《我在北京做家政》。49岁以前，她是甘肃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，20岁结婚，到处辛苦打零工养大三个孩子。丈夫出车祸失去半条腿后，李文丽成为家庭顶梁柱，后来她姐姐去世，母亲也生病，对她打击特别大。那几年，原本性格乐观，下地干活都喜欢唱歌的李文丽，变得沉默寡言。

2017年，李文丽在手机上看到范雨素写的《我是范雨素》。“我就觉得很震撼，我的人生也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。她是个育儿嫂，怎么写得那么好？我也想去北京找范雨素。”

在北京，李文丽也从事家政工作，空余时间参加了范雨素所在的皮村文学小组。在志愿者老师们的鼓励和帮助下，她把内心的想法以文字和画画的形式表达出来。

李文丽用休息的间隙写了20多万字，画了几百幅画，还在文学小组看了很多书。读了别人写的故事后，她突然觉得好像自己才长大，知道去反思以前的生活了。李文丽说，当时她写东西，不是为了发表，只是觉得把在北京做家政的经历和在北京遇到的人记下来，以后哪里都去不了的时候，翻开看看，就觉得人生没有遗憾了。

李文丽出了书，办过画展，但是生活并没有太多改变，不过她很大的收获，是写作让大家都知道她叫李文丽，而不是某某人的妻子、某某妈、某某奶奶、某某家政阿姨，“我已经拥有了我自己，拥有了我自己的名字，我就很知足了”。

邬霞：文学没有给我带来前途、爱情、钱

在素人作家里，邬霞想通过写作拯救生活的念头萌发得最早，也最强烈。

她从小就向往城市，希望能上大学跳出农门，但是小学的时候数学成绩就不及格，初二那年实在读不下去了，选择辍学。她在深圳和妈妈一起，在同一家日资企业包装部打工。14岁的邬霞每天站着上班十多个小时，动不动还挨骂，身体上和精神上都过得很压抑。

她产生了写小说的念头，希望通过手中的笔来改变命运，逃离工厂，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，得到别人的尊重。邬霞写了很多言情小说和诗歌，投稿的时候却都石沉大海。

后来，邬霞结婚，生了两个女儿，又离婚。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，她和妈妈一起打工的工厂搬到了越南，妈妈失业后一直摆摊维持生计，爸爸还病倒了，邬霞的生活变得很艰难。她几次想放弃写作，但是又出现种种机缘，让她坚持下去，先后出版了诗集《吊带裙》、非虚构写作《我的吊带裙》等。邬霞也是诗歌纪录电影《我的诗篇》中唯一的女主角。

“文学没有给我带来前途和爱情，没有产生经济效益，唯一的作用就是我的精神支柱。如果没有它，我不知怎么办，只要还有一口气在，我都会继续写下去。”邬霞说。

链接地址：https://m.yicai.com/news/102942045.html